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3月，唐门山下的王林洋洋面上，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一方为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部，另一方为农民起义方国珍水军，泰不华兵败身死，史称王林洋海战。巧合的是交战双方的领导都是台州人。泰不华为国捐驱，赢得生前身后名。方国珍保境安民，守望东南，深得百姓爱戴，真可谓：兼善才八斗，堪为世人杰。方氏风云起，江洋写春秋。往事千百年，生民祈安宁。一、“以科名甲天下，以行义著朝端”的泰不华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台州临海人，元代状元，在儒学、文学、书法、小学等有较高的造诣。政治上，正直清廉，崇尚气节，直言敢谏，官至礼部尚书，浙东宣慰元帅、台州路达鲁花赤，缘“死节”而为士人深切悼念。（一）泰不华部族来源关于泰不华的部族来源，历史上存在争论，一说是西域色目（古哈萨克族）人，以当代学者陈垣为代表：“先是廷试第一皆国人，泰不华既以第一及第，故或称为蒙古人，其实伯牙吾台是色目之一，非蒙古”[1]，一说为蒙古人[2]。陶宗仪在《书史会要》卷七明确泰不华为蒙古人。“泰不华，字兼善，元名达普化，御赐今名，号白野，蒙古人。状元及第，官至浙东宣慰元帅、台州路达鲁花赤，没于王事，追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忠介。”陶宗仪《秘书监志》也明确记载其为蒙古人。陶宗仪和泰不华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同为台州人，关系较好，泰不华对陶宗仪有知遇之恩，可信度较高。元代实行的是民族分化政策，蒙古族人享有各项政治特权，而科举考试是最大的政治。自1325年开始科举考试，至1366年元代灭亡前夕，共举行十六次，其他所有15名右榜状元都是蒙古人，无一人为色目人。泰不华为至治元年(1321)右榜进士第一，可见泰不华为蒙古人。但无论是哪族人，泰不华是台州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元史》卷143《泰不华传》载：“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父亲塔不台因任职台州录事判官，泰不华随父定居临海，在台州长大，接受台州的教育，代表台州参加乡试、京试取得并第一名，最后在台州为国尽节。（二）科名之路泰不华走的是一条典型的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泰不华家族在当时并不显赫,父亲只是行伍出身的下层官吏，家庭也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泰不华年幼时，其父去世，家里十分贫困，但“好读书，能记问”，且十分幸运的是他碰到了周仁荣、李孝光两位大儒，从而走上了科名之路。周仁荣，字本心，号月岩，临海(今属浙江)人。“周仁荣的一生都以传播和教授朱熹理学为己任，并且在朱熹理学的基础上又使之得到深化与发展。周仁荣先后跟随其父亲周敬孙以及他的两个老师杨珏和陈天瑞学习朱熹理学，为其后来在书院教学以及朝廷任职打下了实的基础。[3]”父亲周敬孙，南宋太学生，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受家学影响，周仁荣致力于朱熹性理之学，曾担任处州美化书院山长，辟江浙行省掾，泰定初召拜国子博士，升集贤待制。周仁荣工诗善书，是学问、人品俱佳的儒士，也是名列《元儒考略》、《宋元学案》的理学家。周仁荣见泰不华聪慧异常，于是“养而教之”，使泰不华成为了元代蒙古族人中才华最为出众者之一。因此，当泰不华为尤溪指岩周氏修谱作序时，满怀深情地说：“先生视予犹子，恩莫甚焉。”黄岩澄江东江岸《何氏宗谱》也记载其先祖高冈“容貌魁伟，少负奇才，与泰不华同师紫岩周先生”。李孝光，字季和，号五峰，乐清人，元末著名诗人。至正四年(1344)诏征隐士，孝光以秘书监著作郎召赴京师，于宣文阁向顺帝进讲《孝经图说》，受称赏，自然也是有道名儒。李写过《汉洛阳令方圣公储传》，至正四年(1344),泰不华题书其后，称:“先师所谓语人而不语神，庶几近之。”用《论语·述而》中“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评价老师的文章。李孝光也以儒家话语勉励这位弟子,如《送达兼善典签》:“上言赤子天哀怜，仁人在位如解县。”(《五峰集》卷九)劝勉泰氏发政施仁，致君泽民。人一生遇到一位好老师，何其幸哉，而泰不华一下子遇到了两位。泰不华在这两位道德文章俱佳的江南名儒处耳濡目染，悉心研读四书五经，穷钻程朱理学，学业日进，很快就脱颖而出。延祐七年(1320)，17岁的泰不华参加江浙乡试便获得第一名，第二年至治元年(1321)，18岁参加京试又高中状元。“射策丁年冠廷对”，泰不华出身寒门，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在我国科举史上，在17、18岁之时连中两个第一名，是空前绝后的。泰不华也成为台州历史上三位状元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状元，这是台州文化的盛事，也是台州文化的胜利，它让泰不华实现了从少数民族子弟到儒学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很难想像泰不华的父亲却是一位连汉语的不会说的人。《滋溪稿》卷30《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载：“白野尚书向居会稽，登东山、泛曲水，日与高人羽客游。间遇佳纸妙墨，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晋、唐风度。予犹及见尚书先考郡侯，敦厖质实，宛如古人，而于华言犹未深晓。今有子如此，信乎国家文治之盛。”从中可见台州文化的兴盛和元代民族融合的程度。泰不华“以科名甲天下”，学术渊博，才气过人，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蒙汉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在文学上，在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诸多蒙古族诗人中，泰不华的成就仅次于萨都剌，为元代诗坛上的杰出诗人之一。“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贯酸斋、马石田（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琥）、马易之（葛逻禄迺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阙）诸公，并呈词华，新声艳体，竟传才子，异代所无也。”[4]留有诗集一部，题曰《顾北集》，收诗二十四首，载于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并被收录于王棻的《台学统》。其中有《卫将军玉印歌》、《衡门有余乐》、《桐花烟为吴国良赋》、《陪幸西湖》、《上尊号听诏李供奉以病不出奉寄》、《送赵伯常淮西宪副》、《与萧存道元帅作秋千词分韵得香字》、《送琼州万户入京》诸诗深为时人及后人所传扬。尤其《卫将军玉印歌》一诗，气势恢弘，情系千古，沉郁顿挫，感人至深，颇有李白歌行之遗风。在书法上，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泰不华“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行笔圆熟，特乏风采。常以汉刻题额字法题今代碑额，极高古可尚，非他人能及。正书宗欧阳率更，亦有体格。”元人吴克恭在《奉同杨廉夫赋简杜原夫达兼善》一诗中也对其书法创作倍加激赏：“相逢之处歌九曲，小篆以来书八分。勒取山经载名刻，清时白首重高文。”现存世的书法作品有：《陋室铭》篆书卷、楷书嵊县清风岭《王贞妇碑》、巩义《元赠清河郡公张思念碑》篆额、《绍兴路重建旌忠庙记》篆额、绍兴《赵承务去思碑》篆额、绍兴《贡承务去思碑》篆额等。泰不华《陋室铭》泰不华“以行义著朝端”。他“入为言官直声彰，出任民牧仁膏沛”，担任地方官时，他仁政爱民。在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浙西大水成灾，灾民仍照例交租赋。泰不华入朝为民请命，力言于中书，免其租赋。至正元年(1341)，出任绍兴路总管。废官牛租，令民实报田亩以均赋役，颇能兴利除弊。黄河决口，泰不华受命治理黄河，颇有政绩。担任文化官时，他如鱼得水。高中状元后，授集贤殿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后授秘书监，改礼部侍郎。继入史馆，参修宋、辽、金史，书成，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在任监察御史时，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可以看出，泰不华在文化、政治方面有较高的水平，是大元朝廷声威赫然、正直廉洁之忠臣。但也是他耿直的性格，导致他不断地得罪权臣，不断地被排挤，甚至让他一文官出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率兵镇压家乡的方国珍起义军。（三）为国尽节“男儿坠地四方志，须及生封万户侯”，泰不华长期受儒家教育，怀有忠君爱国、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愿。对于方国珍起义，泰不华一贯主张予以剿灭，是一位坚定的“主剿派”。至正八年(1348)，泰不华以“江东廉访使”身份考察实情，上书元廷，建议诱捕方国珍兄弟，但未受到采纳。至正十一年（1351年），泰不华迁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于温州，与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相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先期至大闾洋，结果全军覆没。元朝将领索罗帖木儿被生俘，又替方国珍上表元廷，方国珍表示“投降”。元廷不侦真伪，再次答应“招降”。泰不华“闻之痛愤，辍食数日”。元朝尤为重视方国珍的这次“投降”，派出大司农达识帖木儿等人至黄岩受降，除了携带大量赐物外，还加封方国珍兄弟高官。“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退止民间小楼(休息)”。当晚，中秋月明，泰不华想趁方氏兄弟不备派精兵杀掉他们，一劳永逸。恰逢大司农达识帖木儿来访，泰不华以实情告之，不料对方怫然：“我受诏招降耳，公欲擅命耶？”泰不华不得已只能中止行动。随后，泰不华被贬为台州路达鲁花赤。1352年，朝廷征讨徐州刘福通红巾军，命令江浙行省募舟师守大江，国珍心生疑惧，重新反叛，入海自保。为消灭方国珍，1352年三月泰不华率船队在王林洋海域与方国珍的舟师激战，结果战败身亡。“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嗔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就这样一代状元在唐门山王林洋海域壮烈殉国。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僮仆抱琴、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等。“抱琴偕赤盏，誓死甘追随，同仇张与李，捐躯亦不辞，到今忠魂毅魄应相依。”泰不华的死意味着沿海地区失去了一个有权力且坚持对海寇进行剿灭的官员，让本就脆弱的海防力量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核心，加上另一位“主剿派”刘基也得不到重用，从此方国珍势力逐渐坐大。（四）生前身后名“儒家风流古来少，神勇况慑千熊罴”，泰不华神勇忠贞、视死如归的气节撼天地、慑鬼神。所以顾嗣立在编选《元诗选》时就称其“死事为最烈”，足以称得上是“不负科名”。泰不华去世后，许多文人名士纷纷撰文纪念，历史学家、文学家危素作《挽达兼善》即云：“大将忠精贯白日，诸生揽涕读哀词。”刘基与泰不华想法相同，都主张严厉镇压方国珍起义，所以极为其不幸惨死而鸣不平，作《吊泰不华元帅赋》，有“怀先生之耿介兮，遭时命之可怜”等句。王冕作《悼达兼善平章》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忠义如公更不多”，为其慷慨赴死而发感叹。杨维桢《挽达兼善御史辛卯八月殁于南洋》：“黑风吹雨海冥冥，被甲船头夜点兵。报国岂知身有死，誓天不与贼俱生。神游碧落青骡远，气挟洪涛白马迎。金匮正修仁义传，史官执笔泪先倾”，叙写了一代英豪最后壮志未酬、饮恨而终的悲愤。甚至还有一位与方国珍有亲戚关系的女诗人范秋蟾(黄岩南塘人，今属温岭)也对泰不华的为国捐躯深表哀悼，写了一首《吊达普化元帅》：“江头沙碛正交舟，江上人怀百战忧。力屈杲卿生骂贼，功成诸葛死封侯。波涛汹汹鲸横海，天地寥寥鹤怨秋。若使临危图苟免，读书端为丈夫羞。”读来更让人钦佩。泰不华死后第三年，即1355年，元廷追赠其为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为魏国公，赐谥号“忠介”，并且在台州黄岩唐门山为其立崇节祠，让其事迹流传后世。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都为从一品官职。柱国为元代为十阶勋官第二阶，从一品，只用于封赠。魏国公，"魏"，指国号，即为封地范围。但自唐以降，外姓封爵没有实际封地。国公是中国古代封爵名，位次郡王，为封爵的第三等，公爵的第一等。历朝封魏国公者共78人，其中出名者有房玄龄、李光弼、赵普、范仲淹、史弥远、赵孟頫、徐达等。立庙树祠一般是封建王朝对于有重大功勋大臣的特殊性表彰。可见，朝廷给予泰不华以最高荣誉。遗憾的是泰不华去世后，元朝很快走向灭亡，蒙古族退回北方，泰不华族人也从台州迁走，因为台州是方国珍故地，“当元亡之际，方国珍势力强盛，国珍深忌色目人，且与泰不华有隙，达氏后裔自不能安居于台，故有避祸北迁镇江之举”[5]，从而导致泰不华在台州影响不大，逐渐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在明代万历黄岩县志中，只有泰不华墓的记载，而不见有崇节祠的记载，说明崇节祠在明朝初年就被毁。但爱国者是不会被遗忘的，1898年，民族危机加重，国家需要忠臣，民族呼唤英雄。江伯震等一批黄岩文人向县令关钟衡提出募资重建年久圮废的崇节祠，并在将军岩上镌刻“元魏国公忠介尽节处”九个大字，“俾后之凭吊者得以观焉”。“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泰不华是一位有理想抱负、讲忠义节气的正直官员，有兼济天下的雄心，道德文章名冠一时，忠介节义千古流传。他是民族融合的代表，忠君爱国的典范。虽然他不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甚至有愚忠的嫌疑，但他的爱国思想与献身精神，是值得后世肯定和颂扬的。二、“洋屿青，出海精”：乱世英雄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台州黄岩人。“方氏自大宋年间侨寓黄岩，世居洋屿。后迁石曲，历传至元，有太祖、考、祖妣墓葬在方家垷下汇头。”方国珍，后避仁祖讳改国真，身长面黧黑，负膂力，性颇沉勇。兄弟三人，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咸刚猂。他的父亲叫伯奇，农民出身，特殊性懦弱，无所不狎侮，恒叹曰：“吾子必有兴者，无久苦我。当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珍父伯琦，遇田主尤恭。国珍见状，张目曰：“彼犹人，何所上下，乃事之如此？”残酷的阶级压迫现实，使方国珍在心中埋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一）天灾人祸下的台州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权臣当道，祸乱朝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天灾人祸共生。元统治下的台州，是蒙古统治者所谓“南人”聚居的区域，因而当地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深重。元统治者不许汉人持有兵器，加上台州又是南宋末代太后谢道清的故乡，更受统治者的防范。故老相传元初曾是十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此时，台州连年发生天灾，元未先后58年间，台州发生灾荒18次，两次严重到志书所记的“人相食”地步。至正四年（1334）七月，台州发生大海啸，大风吹海角上平陆二三十里，沿海地区受灾严重。而浙江的赋税竟占全国的十分之七，加上官吏贪腐枉法成风，民不聊生，陶宗仪《辍耕录》载有浙东流传的民谣：“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有童谣云：杨屿青，出海精，这是民众反元心声的反应。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船，杀使者。其后有蔡乱头起兵。时势造英雄，方国珍横空出世。元末黄岩重大灾情时间 灾情大德四年（1300） 雹灾大德十一年（1307） 大饥，民采草根树皮食，民相食至大元年（1308） 大疫复饥，死者甚众至治三年（1323）三月 黄岩州饥，赈粮两月至正元年（1341）闰七月 大水至正二年（1342） 自春不雨至秋八月至正四年（1344）秋 海啸上平陆二三十里至正十四年（1354） 大饥，人相食（根据明万历黄岩县志、清光绪黄岩县志整理）（二）方国珍部人员构成及其特点生于台州沿海的方国珍兄弟以鱼盐为业，“世以贩盐浮海为业”[6]，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和冒险的道路。王士性《广志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络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7]渔民在古代台州又被称为“讨海人”，是历史上地位低微的群体，渔与盗其实就一纸之隔，今年渔船出海，不甚得利即转变为绿林豪客，以打家劫舍来维持生计。大胆的就结伙在海面上抢劫过往船只，胆子小一点的则盗割别人的渔网。此间的滨海无业贫民很容易就沦为盗匪。他们既饱受海盗抢劫勒索之苦，也会不自觉地卷入海上非法抢劫活动。盐政为“食货之大源，海疆之要务”，台州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曲折，盐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台州海岸之新亭监在唐代已是吴、越、扬、楚十大盐场之一，在新亭盐监之后发展了桃渚的东洋盐场（今四岔），后发展为杜渎盐场，此外还有台州湾南岸的迂浦盐场（在今椒江赤龙山东经洪家、横街至温岭长屿、松门一线沿海的古海涂，后称黄岩场），和宁海的长亭场，都是宋元时代的两浙重要盐场。方国珍的家乡洋屿就位于黄岩场的中心地带，得地利之便，方国珍兄弟从事盐业活动。盐民亦称灶户、灶民，入“灶籍”世代因袭，煮盐刮泥淋卤“晓露未晞，忍饥登场，刮泥汲海，伛偻如猪”；煎盐时“暑日流金，海水如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生活十分艰辛。灶户本以政府支付的工本钱为生，却因贪官克扣，灶户“所获无几”。为缓解自身的生活压力，灶户便私自将产盐卖出，转化为私盐，加剧了私盐贩活动的猖獗，但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贩卖私盐都是违法行为。所以灶户自身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元末盐场盐丁暴乱，屡见不鲜。所以说，方国珍兄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这也是当时底层民众迫不得已的选择。通过他们兄弟的努力，家境逐渐富裕。“伯奇死，兄弟僇力作，家渐裕”。然而，树欲静面风不止。1348年十一月，方国珍一家人在遭到仇人诬告，上诉无果，官府急捕之时，奋起抗击，方国珍以桌为盾，以杠为矛击杀巡检，并与家人商量：“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藉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宋濂《神道铭碑》），旬日得众数千，揭开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鱼盐出身的方国珍兄弟及其部众带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纪律性强，有两句渔谚“老大(船长)开船，阿爸不等”，“海令如军令”，很恰当的体现渔民的纪律性。方国珍体貌魁梧，有气度，有比较高的威望，有非凡的号召力。方国珍在至正八年亡入海岛之后，旬月之间便聚集数千人, 到至正十二年(1352)便有海船千余艘。同时，在所统治的地域内显得比较地平静团结，没有出现过一般起义军集团所经常出现的因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的现象。二是冒险性。因长期在海上生活，遇大风大浪，就要顶风抗浪，奋勇前进。长年逐利鲸波之中，出生入死 ，从而形成了大胆、勇敢和冒险思想和粗犷悍戾的作风。三是精明、逐利。海洋文化崇尚机遇，“海精”方国珍具有沿海居民的圆滑、精明，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刚柔相济，纵横捭阖，方国珍对元朝政府和朱元璋等都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周旋于各大力量之间，并最后得以善终。四是海洋依附性。方国珍部以海为家，以东南沿海（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为根据地。海洋是方国珍的舞台，海战是方国珍的强项，“离海近，如鱼得水；离海远，尤其是逐鹿中原，只怕是成为“海大鱼”，一旦荡而失水，难免下为蝼蚁所食矣[8]”。所从一开始海上谋生、海战、海运，最后为避难海上，一辈子与海打交道。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方国珍的人生走向：面对压迫，首义抗元；虚与蛇委，纵横捭阖；保境安民、发展贸易；认清形势，得以善终。（三）王林洋海战古时黄岩是浙东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亦东南一都会”，“黄岩翰海屏山，为浙东重地”，“台(州)濒海者四县，而黄(岩)扼其中，海门、金清、松门、隘顽诸海口俱在县境，故台之海，以黄为最重”，“邑南北为瓯越通衢，而东抵海门，插羽披星递传，络绎不绝。”[9]王林洋位于黄岩永宁江下游马鞍山至三江口一带，在元朝时还是一片海域，江面宽处近四五百米，窄处只有五十米，深处有近七米，浅处仅四米。王林洋附近因为有海潮对永宁江水的顶托，导致这一带沙渚很多,许多小沙洲潮涨时隐没在水下,潮退时露出水面。这里是黄岩县城、台州府城的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方国珍起兵后，就以大陈、玉环、舟山、洞头等沿海岛屿为据点，在台州、温州沿海与元军周旋。王林洋海域成为方国珍初期与元军激战的主战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海战发生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3月，元台州一代状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部与抗元首义方国珍水军大战于此，史称王林洋海战。王林洋海战本是泰不华设计的以受降为幌子乘机消灭方国珍势力的一次军事行动，受降地点经过精心的选择，因为王林洋海面比椒江狭窄，回旋余地小，而且靠近县城黄岩，便于水陆夹击。不曾想到“海精”方国珍非常熟悉这一海域的情况，利用退潮泰不华船队在沙渚搁浅之机，分割包围泰不华水军。短兵相接中，泰不华被方国珍部下刺死，尽节殉国。《元史泰不华传》形象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泰不华自分以死报国，发兵扼黄岩之澄江，而遣义士王大用抵国珍，示约信，使之来归。国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犯马鞍诸山。泰不华语众曰:"吾以书生登显要，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贼甫招徕，又复为变，君辈助我击之，其克则汝众功也，不克则我尽死以报国耳。"众皆踊跃愿行。时国珍戚党陈仲达往来计议，陈其可降状。泰不华率部众，张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触沙不能行，垂与国珍遇，呼仲达申前议，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觉其心异，手斩之。即前搏贼船，射死五人，贼跃入船，复斫死二人，贼举槊来刺，辄斫折之。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泰不华嗔目叱之，脱起，夺贼刀，又杀二人。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投其尸海中。年四十九。时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义士张君璧皆死之。王林洋海战是方国珍、泰不华两个历史人物的分叉口。泰不华尽管为一文官，但北方民族强悍的血气和台州式硬气让他在战斗中忠勇无比，连杀十人，最后“贼攒槊刺之，中颈死，犹植立不仆”。泰不华的“死节”赢得了朝廷的嘉奖、文人的哀悼和后世的敬仰。元朝政府给予他最高的荣誉：“追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封魏国公，谥忠介，立庙台州，赐额崇节”。历代文人对他的忠勇称赞有加。泰不华“以科名甲天下”，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蒙汉知识分子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死难，使原本对方国珍没有多大了解的文人一下子站在了方国珍的对立面，从内心里排斥方国珍而不愿走向他的阵营，往往选择归隐山林，静观时局的变化，从而导致方国珍阵营人才匮乏。然而，从当时的情况看，杀死泰不华并不是方国珍的本意，而是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打斗中的误杀，“贼群至，欲抱持过国珍船”，表明方国珍部想活捉泰不华，这也符合方国珍的一贯做法和海精本色，一方面，方国珍明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与元朝分庭抗礼，只有与之周旋，即通过擒获的元军将领如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等向皇帝说辞，目的是赢得与元廷谈判的资本，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看到元朝的弱点所在。因为元朝廷仰赖江南粮食供应，有余粮的台州等地就成为南粮北运的货源地。《元史·兵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漕运都集中于苏南、两浙。至元二十年（1283），朝廷在江南设海道运粮万户府，下设温州台州、庆元（今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昆山崇明、常熟江阴五海道运粮千户所，管理漕运事宜，台州湾口是元代重要的海道运粮海域。方国珍起义后，劫掠漕运，梗海道，严重影响粮食海运，元军多次镇压多以失败告终。方国珍也看到蒙古军队不善海战，他的存在对元朝海运和漕运造成极大威胁，元军奈何他不得，存在和谈的可能。尽管出现几次反复，但只要元朝保存他的实力、船舶、人员、地盘，他就归顺元朝。元代漕运海运图王林洋海战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分叉口。王林洋海战后，方国珍起义军迅速壮大，1352年5月方国珍攻占黄岩城。8月，方国珍攻台州城，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方国珍攻下台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方国珍攻下温州、庆元（今宁波），从而称雄一方，开启保境安民、守望东南历史进程。当然，历史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杀死泰不华的方国珍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着泰不华没有完成的事业：建书院、招人才、筑海塘、修桥梁、严刑罚，保证了浙东三府的安宁。1357年八月方国珍欣然接受元朝升他为江浙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的任命；十月率五万精兵受命征伐张士诚七万兵于昆山，七战七捷，迫使张士诚降元，并结成亲家，关系相对稳定。1358年五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赐衢国公印，以节钺浙东，兼海道运粮万户，以确保漕粮海道的畅通。1359年十月，受元廷江浙行省平章，为元廷海运粮食。1360—1363年，把张士诚的年十万石粮食海运到大都，缓解大都的粮食困难。元末元朝东南海道的畅通仰赖方国珍，元廷一再给方国珍升官。1365年九月，方国珍接受元廷所封的淮南行省左丞相；1366年九月，改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1367年十二月，向朱元璋奉表归降。（四）方国珍的政治遗产1.保境安民。方国珍在台州、温州、庆元（今宁波）三府保境安民二十年，避免了战争的祸害，代之是发展生产和贸易，大大改善了浙东经济条件。表现为：一是围垦海塘，如松门的萧万户塘；大闾的长沙塘、塘下塘、横山截塘；坞根的赵万户塘；楚门的能仁塘、东岙塘、江心塘、九眼塘、崇德塘、三山塘、吊山塘、花岩塘、渡头塘、枫林塘、上青塘、陈司徒塘等。这些海塘大多为方国珍割据浙东时所围。二是修建桥梁。在路桥、泽国水乡地带，方国珍割据时期也造了不少桥梁。如清《嘉庆太平县志·地舆志》载泽国“三衙桥即方衙桥，与黄境四衙桥皆洋山兄弟炽盛时建。”三是兴办学校，如黄岩羽山文献书院。四是推广植棉，形成“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现象。五是发展海外贸易。2.重视海外贸易。海上盐贩出身的方国珍更熟悉大海,更能深切体会海上贸易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方国珍和子侄还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商贸。史志记载“明善颇循法度，而国璋、国瑛惟以买田、造舟、殖货为发家计”。方国珍曾联合苏杭一带富商,开设贸易口岸,大力开展与东南亚各国和朝鲜、日本的贸易，《高丽史》记载至正十八年五月、十九年八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年八月、十月五次派遣使者前往高丽。他治下的庆元成为当时重要的商贸中心、繁华之地。这种对经济和海外贸易的重视，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数农民起义中的“台州特殊现象”。但可惜的是明朝建立不久，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许片甲入海”，从而与海洋擦肩而过，丧失历史机遇。3.奠定了明清海防观的思想基础。明代海防“卫所”制度理念源于台州，明洪武十七年(1384),信国公汤和奉命“巡视海上”,问计于出身台州“水师世家”的方鸣谦。方鸣谦，字德让，黄岩人。是元末第一支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之弟国珉之子，元末归顺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官授明威将军、广洋卫亲军指挥佥事，担任京城防卫重任十余年。方鸣谦明洪武间曾任广洋卫指挥,熟悉海上防务。方鸣谦建议:“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船,错置其间,俾倭不得入，人亦不得传岸,则可制矣。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戌守之,可无烦客兵也”[10]。这就是著名的“御敌于海,固防于岸”的“戌海固岸”海防观。“御敌于海”,即置战船以巡海，御敌于海上。“固防于岸”,即选海岸要冲之地建卫所城以防守，达到“海陆兼防”。于是明朝政府在沿海筑城59座，添设卫所，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卒，充实海防。台州本来设有台州卫，洪武二十年又增设了海门卫和松门卫。海门卫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及健跳、桃渚和新河三个千户所，卫城和健跳、桃渚两处所城都在同年抢筑而成。这些卫所被称为“海上长城”，这为以后戚继光抗倭奠定了基础。4.方国珍部属成为整肃对象。方国珍投靠朱元璋后被授于广西行省左丞，方国珍领受奉禄，不上任，洪武七年（1374年）死于京城，得以善终。然而他的部属却没有这么幸运，方国珍的子女亲友也在其中。方国珍们曾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英雄末路,又令人黯然神伤。”作为方国珍族人，其侄方行尽管已成文人，“说起兴亡呤不了，特敲松层问寒梅”，不关心政治，但仍因一首小诗被告发而被流放。作为方国珍起义的策源地,黄岩人被大批流放，这是极其悲惨的一幕。“余部和台州府县官吏两百余人迁徒安徽滁州屯田”,而在逼追下迁徙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黄岩十室九空。[11]据《太祖实录》中说:明太祖朱元璋得方国珍降卒9200人,水军14300人,官吏650人。《明史》中说打台州的明将汤和又得卒二万四千人。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只怕死灰复燃，又叫靖海侯吴贞来台、温收编方国部下以及船户一共11万余人去充实各卫所[12]。但对黄岩来说，一下子迁走这么多人，对黄岩的经济文化打击很大。5.同时，在台州一带还有方国珍的不少余部“入海剽掠”，并往往“勾倭为寇”，并逐渐形成倭患。为防方国珍余部在沿海为寇作乱和倭寇的侵扰，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许民间经营海上贸易。倭患与海禁对台州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灾难。[1]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王颞.伯牙吾氏泰不华事迹补考[J].民族研究,2007(2).[3] 潘龙威.元儒周仁荣生平述略[J].台州学院学报,2017(2).[4] 丁福保辑.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 达应庾.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J].甘肃社会科学,1991(2).[6]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 (明)王士性.王士性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8] 胡正武.方国珍首义之功与割据之局简论[J].台州学院学报,2013（5）.[9] 光绪黄岩县志[10] 张廷玉.明史·汤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朱幼棣.淡出九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12] 池太宁.黄岩寻踪[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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